C

工程案例 ases

主页 > 工程案例 > 办公场所 >

拯救记忆场所 建构文化认同(组图外围足球)

  卡姆登水闸市场最初形成于1974年,水闸沿岸的废弃车间、码头庭院被重新利用,自发形成了手工业车间以及特色小市场。

  我国处于城镇化持续发展阶段,2011年城镇人口比率超过50%。有学者认为, 许多国家的城市场所在变迁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全球自由资本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对大量存在于文物保护名录之外、富有群体记忆与情感依赖的公共场所进行拯救与活化再利用,已成为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沃尔什湾(见图)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大桥附近,曾是悉尼港的货运码头之一;其手指状的独头意象已经与公众集体记忆中的城市安全、货物保险、传统手工艺紧密联系在一起。1994年一家大型私营财团着手对这一区域进行改造,最初的方案是准备拆除其中的两座码头,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原因是该方案将会导致原有场所独特肌理与文化记忆的破坏。于是方案调整,完整保留了伸出式的码头形态,支撑码头平台的木桩、岸边拴马圈、移动羊毛捆的升降机、防汛混凝土墙等风土景观原汁原味地得到保留。对码头原有附属用房、仓储建筑进行了生态优化与创新利用,在功能策划上融入了多样化的城市功能:零售商业、办公、小剧场、公寓以及一个特色沃尔什音乐节,最终为旅游者、定居者、上班族营造了一种高品质、有特色的生活景观。鉴于该项目在活化记忆场所方面做出的贡献,近年来国际组织授予它一系列设计与市政奖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定义场所的物质景观与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成了一个普遍性命题。2000年后,这也成为我国城乡变迁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尽管一些记忆场所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认同性

  记忆场所往往是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中代表性的场所;通常包括国家、民族、群体等三个不同层面。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物质的或象征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例如举行仪式/庆祝活动/公证契约的场所、圣贤祠、公墓、集市、码头、学校、有特殊意义的树木、有故事的池塘等。

  近来,欧洲各国非常关注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记忆场所,但同时对普通群体层面的记忆场所缺乏关注,一些地区、城市为了吸引资金与游客或制造“创新产业”与就业机会,绚丽的蓝图或标准化的商业模式取代了地方性的特色场所。英国城市设计学家马修·卡莫纳在《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今一些业主、建筑师以及城市设计师不断制造肤浅的娱乐化的主题公园、充满异域感的购物街、不真实的地域场景,而遗忘了场地既有的文脉与场所精神。在多媒体信息时代,一些西方学者还对大量复制的集体记忆符号产生怀疑,因为它们可能消减地域文化认同感。

  在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有一个共识: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地方性的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使不同群体之间、群体与以往社会生活间建立关联,获得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

  在建筑学界,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在20世纪60年代认为,城市空间肌理、广场等城市结构集中体现了每一个城市精神与文化身份。与罗西同一时代的建筑界另一位杰出人物、美国城市学家林奇更系统地提出了城市意象与认同建构的规律。他通过大量的环境认知实证调研提出了有利于文化认同的城市五要素:地标、节点、路径、区域、边界。在城市实践中,建设者往往顾此失彼:对地标、路径、节点的关注远甚于对区域与边界的关注,而这不利于地域文化认同全面、多样化、有深度的建构。

  在地理学界,加拿大著名学者拉夫对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进行了批判与提升,他认为城市认知意象理论侧重于从城市街区的外来观察者角度欣赏城市特色与文化认同的表层结构,而没有从定居在其中的使用者角度来洞察城市特色与文化认同的深层结构;因此地理学家们提出了场所文化认同的三个关键性要素,即“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行为”的参与认同、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查德·恩格哈特在相关报告中指出,当今在世界遗产运动的推动下,建筑遗产的研究对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纪念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模式正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而且,外围足球记忆场所的概念正影响着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它正挑战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传统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对于回应当前语境中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

  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

  西方学者正从不同角度不断探索各类记忆场所的挖掘认知理论与相关实践。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区中的各种记忆场所;美国、英国、法国、捷克等国的一批青年学者将记忆场所的理论应用到城市历史与公共场所的解读和考察中,分别通过公共记忆、地图信息等对17世纪至20世纪不同时期中的城市公园、社区、历史街区等公共场所中的历史故事解读与信息挖掘,调查社区记忆场所的可识别性以及认同性,同时揭示官方记忆、贵族记忆与风土记忆对于场所认知、保护之间的异同关系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记忆场所有其多样性、隐匿性,但是通过恰当的途径可以挖掘到。

  美国学者丹尼斯·法兰契曼1998年在“城市设计与场所”秋季论坛上就明确指出,要塑造一个具有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对于遗产设计师或者城市设计师来说,不仅仅需要处理好形态的物质要素,更需要解决场所与历史故事之间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就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以往城市设计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物质形态,但我们需要置身于故事中去了解过去,了解自己,并需要了解新技术对集体记忆的影响。这些集体记忆往往附着在物质性的载体上,然而这些历史性场所已远离它们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路径与方法,来建构语境激活人、场所及其隐含的故事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于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来说,在进行旧城改造时必须意识到使用者的情感依赖与文化认同,要善于激活既有的记忆场所,并鼓励使用者重新定义场所功能和赋予既有场所新信息的能力。

  通过社区故事论坛网站、视听节目数字化产品等现代技术再现各种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

  美国学者马修·波特格从景观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总结了与场所故事关联的多样化的记忆要素与修辞策略:唤起对过去回忆的地方象征物、作为土地记忆的装置、神话故事、口述历史中的记忆等。一些城市管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通过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来再现各种社区的历史故事,唤醒场所变迁中那些被遗忘的集体记忆,促进社区居民对于记忆场所的感知认同。这些不同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载体为建构日常生活场所中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寻找集体记忆与归属”的策略。例如阿姆斯特丹的情感城市互动地图通过若干主题将特定的记忆场所与关联的故事整合起来,让市民分享集体记忆。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故事论坛网站、视听节目数字化产品等现代技术再现各种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

  拯救与活化记忆场所需要相应的运作机制与法规。如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规定了历史性开放空间的分类保护技术与开发控制管理条例。对于申请拆迁的场所、建筑与其利益相关者、拆迁作业单位、审查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要拆除改造一个场所或者建筑是非常慎重的;对于需要保护的对象有明确的保留、维护、修缮更新的设计导则,包括场地既有的界面材料、色彩、痕迹、设施的维护等;对于记忆场所周边增建的建筑则有严格的视廊保护要求及其对于场地需做出贡献的指标,如提供开放空间的面积、公共文化艺术的投资比例等;辅之以强有力的法律,使得这些设计导则与规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历史学,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1978年在编写《新史学》中提出来的。诺哈在研究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于是他主张通过研究碎化的记忆场所来拯救残存的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他在1984年—1992年之间编辑了《记忆场所·共和国》、《记忆场所·民族》和《记忆场所·统一多元的法兰西》等三部宏大著作,使得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在欧洲广为传播,衍生了“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德国的记忆场所”等概念。毫无疑问,记忆场所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与民族认同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英国伦敦地方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文化战略层面划定战略性功能区域;鼓励自下而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鼓励发展充满文化多样性/人情味的社区场所,拯救街道生活,进而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建构地域文化认同。位于伦敦西部的卡姆登市场就是一个典范。这一跳蚤市场最初形成于1974年,水闸沿岸的废弃车间、码头庭院被重新利用,自发形成了手工业车间以及特色小市场(廉价的服装、手工品等)。继而,围绕水闸市场不断拓展零售、休闲娱乐、媒体文化创意以及居住等功能。到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旧建筑被再利用为创意工坊、商店与文化设施;新增了一些多层综合楼;拓宽了连接地铁与市场之间的步行系统;增设了跨河步行桥以及一些休息椅等景观设施。新千年之后,这一街区开始向欧洲推广介绍,获得了积极评价。这种渐进式的更新模式被英国环境部认为是城市更新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能够在复兴地方文化的同时促进街区的经济复兴。现在这一街区充满活力,尤其是在周末,人流如织。卡姆登市场虽然没有伦敦塔桥、皇家公园等文化遗产景点的知名度,也没有贵族化或者先锋的都市建筑与设施,但是深受中下层伦敦市民与游客喜爱。其原因有二,一是丰富多样、价廉物美的文化创意商品,二是沿着运河滨水空间可以欣赏到独一无二的水闸风景、传统水上生活及其可识别的地域文化。

  除了这种传统物质性的活化再利用策略之外,伦敦还通过公共机构组织、公共项目策划对各类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进行系统诠释与传播。例如,由地方权威、图书馆与博物馆组成合作联盟,创建历史水道码头等主题性记忆场所的信息网络平台,让市民与游客共享集体记忆;再如,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向导电话”公共服务项目,即让市民或游客通过移动电话拨打特定号码来了解相应场所的历史信息。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